[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值得我回忆的两件事，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和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舆论媒体所称的 ‘巴山轮会议’。”在早先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杨启先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1927年6月出生，重庆市人，中共党员，195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曾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河北大学经济系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并曾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教授。
参加过中国从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组织和参与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制定、多次参与过性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担任过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的杨启先教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历程、发展理念变化、改革方法等，既是推动者，也是见证人，对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杨启先1927年6月出生，195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杨启先同样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国民经济计划概论》《中国市场经济大趋势》《中国企业改革的主要模式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路》《中国的道路——经济改革15年经验总结》等论著在学术界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常州综合改革试点与“巴山轮会议”
“改革开放30多年，值得我回忆的两件事，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和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舆论媒体所称的 ‘巴山轮会议’。”在早先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杨启先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1982年夏天，杨启先作为国家体改委工作组的成员来到江苏常州推进试点。这次会议，有两个小东西引起了杨启先的兴趣。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是“煤油灯罩”，另一个是“老虎灶”。杨启先回忆说，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好多家庭点煤油灯。煤油灯要有玻璃罩，过去玻璃罩是计划供应商品，6分钱一个。因为赚不到钱，企业不愿意生产。一个居民小区大概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批下来一两个煤油灯罩，然后层层往下分配。到了居民组长或者生产队长手里，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因为煤油灯罩稀缺，群众想买到灯罩，往往得请居民组长或生产队长吃饭喝酒，搞好关系才可能拿到购买指标。对这些现象，参与综合改革试点的工作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商品价格放开，让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去组织生产。
于是，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就首先拿煤油灯罩来试验，放开价格，效果当然十分明显，供应紧缺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杨启先回忆说，煤油灯罩价格放开后，涨到了2毛钱一个，相比6分钱，涨幅很大。“我们就问居民有没有意见，他们说没意见。问为什么没意见，居民没提涨价问题，因为过去三个鸡蛋卖6分钱，可以买一个煤油灯罩，现在三个鸡蛋卖2毛钱，仍可以买一个煤油灯罩，而且不愁买不到，当然不会有意见。”杨启先说。后来，工作组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小报告，胡耀邦同志马上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把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
“老虎灶”的事也与煤油灯罩类似。因为煤炭供应不足，当时老百姓(603883,股吧)家里烧开水都要生炉子，为节省煤炭，就组织起来搞老虎灶。老虎灶上，水壶一字排开，排在前面的水壶烧开后，只要花1分钱就可以灌一瓶提走。不过，老虎灶得要街道或者集体来搞，一个城市没有几个老虎灶。群众要打开水，得跑几条街，很不方便。在试点中，工作组决定允许私人出资搞老虎灶，并允许他买煤炭。这样一放，老虎灶多了，价钱没涨，人们打开水就不用跑很远了。工作组将此事也写了一个报告，胡耀邦据此批示说，个体经济不能限制过死，一定要放开。
让杨启先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1985年9月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因为是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船上进行，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这次会议也被媒体和研究者称之为“巴山轮会议”。会议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世界银行为会议提供了支持。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有英国的凯恩克劳斯、美国的托宾、联邦德国的埃明格尔、法国的阿尔伯特、匈牙利的科尔奈、日本的小林实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等。中方代表有薛慕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高尚全等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总共30多人。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会议综合报告就由杨启先执笔起草。
杨启先回忆说，尽管只是个研讨会，开会时间也不长，但这次会议的影响很深远。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改革的目标一直存在很大争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究竟怎么搞？目标模式究竟应是什么样？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需要搞好哪些改革？当时都不是很清楚，对西方经济、真正的市场也并不熟悉。“巴山轮会议”请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论证中国的改革，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触动很大。例如匈牙利专家科尔奈提出，世界上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不外乎两大类：一类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另一类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调节。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如苏联模式和间接行政调节如南斯拉夫模式。第二大类也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调节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科尔奈认为中国应该走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模式。“当时，这些思想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后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定的。”杨启先说。
“商品经济”次写进党的决议
杨启先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中国改革的重要文件中，次将“商品经济”的概念列入其中。
对这一经历，杨启先回忆说，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这一文件中，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的争议很大。”杨启先说：“不但在起草时有争议，就是在文件发布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商品经济论的概念在当时的理论学术界已不新鲜，但中央文件中尚未涉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向中央建议，要专门起草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北戴河举行的讨论会由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因为原文件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文件起草小组增加了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在文件中写进“商品经济”，主要是害怕将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对此，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尚全想了个办法，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一个理论研讨会，通过理论界的意见来影响起草小组的思想。通过这次研讨会，20多位理论界学者认为，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进中央文件中去。这一意见反馈到文件起草小组后，中央又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和征求意见，终决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
见证国企改革历程
因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等部门的工作关系，杨启先基本上全程见证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
杨启先参加过中国从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组织和参与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制定，尤其是对国企改革，杨启先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讲公有制为主体，但对公有制的理解局限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改来改去，在思想深处总是把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不想对国有经济动大手术，总是想进行些小的调整或适当完善，搞一点放权让利。这种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办法，虽然起过一定作用，但没有能够真正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没有改变企业依附于政府的地位。
杨启先回忆，1983年“利润分成”的改革失败后，对国有企业改革曾提出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以首钢为代表，主张推行在农村成功的承包制原则。对此，当时有的部门表示同意，国家计委、体改委不同意。反对者认为，在农村，可以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本来交国家的就很少 （约3％），实行承包制基本上是把集体留给了个人，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在城市中，原来国有企业利润基本上全交国家，实行承包制，给企业留多少，职工得多少，难以确定，并且承包制无法改变企业对政府的隶属关系，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种思路是，搞政企分开，搞股份制。杨启先支持这种观点，1983年，他撰文谈政企分开，后来在批“精神污染”时，这种观点还受到了批评。
当时中央决策时，承包制的主张占了上风，1987年开始全面推行承包制，不过，也在小范围内开始探索股份制试点。
1991年，中央对以承包制为主的企业改革进行了总结，提出要重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随后出台了转机条例。条例重点规定了企业十四条经营自主权，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没有改，企业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依附地位也没有改。如此，要么权力没有放下去，要么出现“内部人控制”，经营者为所欲为，当时武汉的于志安携款私逃事件证明了这一改革思路终是行不通的。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了十五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解放思想，公有制可以并且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也就是说，不要死死抱住国有制这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而应努力探索更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形式。比如，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对小型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等。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股份制“姓公姓私”的问题，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排除了思想障碍。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改造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对国有企业改革，杨启先认为，国有企业能否走出困境，赢得挑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实现良性循环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甚至的的确确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严重性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国有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效益差，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二，国有企业的亏损越来越严重。第三，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过去国有企业亏了，是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后来，国家财政无力注入资金补亏，企业只好靠银行贷款过日子。结果，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越来越高。第四，企业濒临破产境地和下岗职工越来越多，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杨启先回忆，当时，我们头脑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越大越公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农业“包产到户”到今天的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难免引起理论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姓“公”姓“私”，即姓“社”姓“资”的问题。农村包产到户问题多少还好办一些，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于是碰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事情就敏感多了。
应当看到，由国家掌握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不能在社会主义与公有制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因为在不少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的比例也不小。即使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当一部分公用、公益事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属于基础设施的企业，不少也掌握在国家手里。因为他们也认识到，让这些事业和产业私有，或者会因为无利可图而没有人干，或者会因为私人垄断而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但在这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显然是陷入了斯大林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误区。
其实，单纯意义上的公有制，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首先，对企业实行公有制，不可避免地会使政府行政的因素在企业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这种人为因素的干预，必然造成许多问题。除了影响企业按照市场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和销售以外，一旦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企业陷于困境，还会出现找不到谁来负责的怪现象。实际上，这反映出名为国有但“企业究竟是谁的”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因为“国家”也好，“全民”也好，毕竟都只是些抽象的概念。
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了四句话，即“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当说概括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是各国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具有的共同特征。但三中全会那四句话发表后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提到产权关系要改革，好多人就想不通，认为现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已经很明晰了，就是国家的，还说不明晰，是不是要明晰到私有化去？把问题又提到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高度，要搞产权改革当然就困难了。
杨启先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一种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经济的运行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改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分配制度，从单纯强调按劳分配，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国家宏观调控制度；从直接调控为主，改为以间接调控为主；从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改为混合所有制或非国家所有制。时至新世纪之初，前四方面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市场经济方面，各种商品的价格90％以上已经放开由市场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所有制结构，按GDP计算的非国有部分已占70％以上；宏观调控手段已经从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改为以财税、金融等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为主；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大锅饭”已经被打破，初次分配改革进展比较快，再分配改革进展虽比较慢，但以效率为基础并注重公平的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进展比较滞后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核心的是产权制度不合理，包括资产不真实、归属不清晰、国家一股独大、所有权不到位、权责不明确等等。由于产权制度不合理，就必然会出现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种种弊病，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不能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才终明确：产权是企业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国企改革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才走进了正确的轨道。
对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杨启先认为，首先是要有利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稳定，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解决国有企业数量仍然过多，管不了也管不好，效益效率又太低，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国家“包袱”的问题。中央明确了保持国有企业的范围主要在四个领域：有关国防安全的产业、有关特殊垄断的产业、有关生产公共商品和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有关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其次，根据企业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产权改革办法：一种是对为数众多的国有小型企业和大部分非关键性的中型企业，主要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即在不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逃废银行债权、妥善处理好员工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将国有产权逐步退出；另一种是对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产权为主的大型企业和部分重要的中型企业，主要通过规范公司制度化，实现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其规范与否，关键是必须做到“四化”：，资产真实化，即必须经过全面准确的评估，真正弄清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弄清国有的到底是多少；第二，产权人格化，即国有产权究竟由什么单位和个人去代表、去负责，并明确这些单位和个人，对国有资产权益保值增值负应有责任；第三，股东多元化，即解决好原来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主要由内部人控制，形不成股东互相制衡、群策群力、正确决策的局面；第四，管理科学化，即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其运行制度，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监管权、经营权之间既能相互合作协调，又能相互制衡监督的制度。
杨启先认为，上述四项规范工作一环扣一环，互相之间密切联系、缺一不可。解决好了，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基本就可以理顺，变成一个真正的企业。解决得不好，也可能是“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冒出一大批翻牌公司，徒有虚名，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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